姐姐初中时的作文本一直压在家里书柜的最底层，本子封皮边角早已磨起了毛，纸页也已泛了黄。在作文本中的一页，是那篇被语文老师用红笔批有“荐刊”的作文。

那年父亲刚调到厂宣传科，印刷机昼夜吞吐着油墨味的纸张，他案头总堆着待审的稿件，钢笔水用的飞快。有天晚饭时姐姐突然兴奋地对家里人说：“语文老师说我的作文够格上厂刊。”母亲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，笑纹在眼角绽开：“可巧你爸就在宣传科，肯定……”

“不能发。”父亲的声音沉下去，闷得像块砸进棉絮的石头。他摘下了眼镜，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，这是他要说重话前的习惯动作，“我在宣传科管稿子，自己女儿的文章上了刊，别人怎么想？”

一桌饭菜霎时凉透。母亲“啪”地把筷子按在桌上：“语文老师亲自推荐的！全厂就你懂避嫌？”姐姐的泪珠大颗大颗砸进汤碗，碗里立刻浮起细小的油花。父亲只是沉默，喉结滚动几下，终究没再开口。那夜我听见姐姐蒙在被子里哭泣的声音，断断续续，像坏掉的风箱。

厂刊新一期刊出那天，姐姐同桌的文章赫然印在第三版。那女孩举着杂志在教室里转着圈给人分享，笑声银铃般荡开。姐姐只是埋头抄板书，背挺得笔直，放学路上她踢着石子问我：“爸是不是觉得我写得差？”石子滚进路边的阴沟，没了声响。

父亲在厂里人缘微妙。有人赞他“有风骨”，更多人背地嗤笑：“假清高！自家孩子前程都不要。”他照旧早出晚归，伏案校稿时眉头锁得紧紧的。有回我溜进他办公室，瞥见废稿筐底下躺着篇稿子，题目花哨，署名是厂长侄子的，稿纸空白处，父亲用红笔批了一行字：“内容空洞，建议充实修改后重投。”字迹很重，力透纸背。

春节前，厂领导来家访，拎着印有厂徽的纸袋礼品。父亲在门口客客气气聊了半天，愣是没让人踏进玄关一步。客人走后，母亲气得直数落：“这点心意能污了你清白？人家一片好意，你这不给人下不来台吗！”父亲没争辩，默默把礼品袋原样送回了厂传达室，回来时肩头落了一层薄雪。“今天收了这‘心意’，明天就有人会送更‘厚’的，闸门开了条缝，再想关严就难了。”炉子上炖的汤咕嘟咕嘟冒着泡，升腾的蒸汽模糊了他的眼镜片，也模糊了那些我们当时半懂不懂的坚持。

姐姐的作文到底没登上厂刊。她把誊抄工整的稿纸叠成纸船，放进厂后门的排污河。乌黑的水流裹着白船打了个旋，倏忽沉没。很多年后整理旧物，我在她日记本里读到那天她记下的字句：“船没开成，但爸在在浊流里竖起了一根杆。”

   父亲退休那年，厂子改制倒闭。昔日争相送礼的人卷款而去，他却只捧回“清廉标兵”的搪瓷杯，杯身磕掉好几块瓷。拆迁前夜，我们陪他回空荡的办公楼，月光淌过积灰的桌台，他摩挲着旧稿签上自己的名字，忽然说：“笔杆子轻，可握歪了，却是会砸断良心的。”

现在想来，父亲的“迂腐”，何尝不是是一种“洁净”？当年他守的不是一篇作文，而是给全家在泥潭里插了根尺子，量得出对错，也量得出骨气。